第228章 时髦文明戏
民国八年,正月十九,早上七点,上海,公共租界,兆福里
“阿玉,你想做大明星,那将来就做大明星,不过演戏需要学习表演、舞蹈、形体和念白台词和语言,你的粤语说的很好,但是国语,学的怎么样?”
叶林笑着问道,其实叶少爷完全明白,阮玲玉的母语是粤语和沪语,其次学了英语,还懂一点法语,就是北京音的普通话,说的最差。
“哼,阿林,费丽思的粤语还没有我说的好呢!我的国语发音,我肯定可以学好的!”
阮玲玉和费丽思这对闺蜜之间平时交流用的最多的是粤语。
一则因为崇德女中是广东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从校长到教导主任到老师,都是粤籍为主,崇德女中招收的学生,以上海的广东商人子弟为主。
也就是说崇德女中可以被看做旅沪粤籍商人的教会子弟学校,粤语是崇德女中的第一语言,其次才是教学课堂上的英语。
广东人乡亲观念浓厚,因此在广东路和宁波路四川路这些广东人聚集的上海本地社区中,粤语几十年来牢固的占据着母语方言的地位,沪语和国语反而都属于外来语。
所以阮玲玉就语言天赋来说,粤语说的最好,其次是沪语,其次是英语,其次才是国语和法语,美少女的英语甚至比费丽思都不差。
至于阮玲玉的闺蜜费丽思,因为出身法兰西家庭,同时又因为母亲蕾亚也是个土生土是的上海姑娘,所以蕾亚和费丽思的母语是法语、其次沪语、其次英语、其次国语。
对费丽思而言,她学粤语的时间比阮玲玉学英语法语的时间要长,但是粤语本身不单纯是方言,而是一种多音节多音调的古汉语,所以费丽思的粤语掌握程度,不如阮玲玉的国语程度。
毕竟,对崇德女中的这些女生来说,发音和音调才是一门汉语方言的学习掌握难点,因此阮玲玉当然能说国语,只是发音不够标准,带着浓重的粤普的口音罢了。
“阿林,你真的让阿玉将来去演文明戏吗?”英姐在边上忍不住小声问道。
在英姐看来,在舞台上演文明戏,和戏园子里唱戏没有太多的区别,
古来优伶戏子的社会地位就很低,这就像男人喜欢去风月场所流连美色,但绝不会认为娶个妓女是光宗耀祖名当户对的事情。
叶林当然知道,所谓文明戏,其实就是中国早期的话剧,
提起文明戏,这就要说到毗邻中国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由于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使得社会面貌大有改观,这对那些关注中国前途的有志之士颇有启迪意义。
因此,本世纪初叶,中国青年留学日本遂成一时之风气,1906年冬,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成立了艺术团体春柳社,主要成员有李叔同、欧阳予倩陆镜若等。
1907年该社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编剧的《茶花女》第三幕,由李叔同男扮女装,饰演女主人公玛格丽特。
在演出中,他们仿照日本新剧(即日本人引进的西方戏剧)的样子,摒弃唱腔,改用口语对白演绎故事。他们的演出,在形式上迥异于传统戏曲而接近西方戏剧(drama),因此,被史家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开端的标志。
而《茶花女》演出的成功,鼓舞了春柳社同仁的士气。不久,他们又将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为新剧《黑奴吁天录》。
该剧表现了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在思想内容上很有现实性。当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揭开了中国新剧序幕的时候,中国本土的戏剧发展也初现萌芽。
当年10月,戏剧活动家王钟声在上海组建了第一个新式戏剧学校——通鉴学校,以图为现代中国的戏剧事业培养人才。
1910年底,曾在日本留学并热心戏剧活动的任天知,回到上海并在此成立了新剧团体——“进化团”。
这位任天知,生卒年月不详,而他所创立的“天知派新剧”在当时却颇具影响。他以戏剧的方式宣传自由民权思想,并用来鼓吹民主革命。
“进化团”推出过《安重根刺伊藤》《血蓑衣》等剧,并到处巡回演出,足迹遍及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地。
欧阳予倩说:“若论对当时政治问题的宣传,对腐败官僚的讽刺,对社会不良制度的暴露,还有对于扩大新剧运动,扩大新剧对社会的影响……进化团采取野战式的做法,收效是比较大的。”
孙纹也曾对“进化团”的活动予以赞扬,为其写下了“是亦学校也”的题词。
“进化团”的演出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剧情多为喜剧或闹剧,藉此讽刺现实。他们还创造了“言论老生”这一角色类型,剧中人常常离开规定情境,发表慷慨激昂的时政演说,鼓吹革命且颇具煽动性。
尽管两年之后“进化团”就解散了,但它的行动却为中国话剧的发展打开了新路,并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话剧干预现实的传统的先河。后来,随着西风渐进,“文明”便成为“现代”“时髦”的同义词,因此人们也称新剧为“文明戏”。
尽管在辛亥革命兴起之时,它也曾占有过一席之地,但很快又随着革命风潮的过去而沉寂。这种非本土的艺术要在中国立足,注定还要面临种种艰厄。
为了让这种新的艺术存在下去,文明戏的从业人员不得不把争取观众当做第一要义,但是在怎样争取观众、争取什么样的观众的问题上,他们却因意识片面、模糊而走了很大的弯路。
1913年,郑正秋(1888-1935)写了10本连台戏《恶家庭》,演出引起轰动。受其影响,一时间,文明戏团体“便把家庭戏来做资料,都是描写家庭琐事,演出来不但浅显而妇孺皆知,且颇多兴味”。
不知后事如何?
……
……
【作者题外话】:亲们,明天春考第二天,继续给大家加油!再接再厉!胜利在望!
今日小剧场:
阿文:“师傅,胡师伯总担心踏空,老想着满仓!”
叶林:“阿文,股市是个零和市场,胡师伯的想法是对的,让他往前多走几步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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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玉,你想做大明星,那将来就做大明星,不过演戏需要学习表演、舞蹈、形体和念白台词和语言,你的粤语说的很好,但是国语,学的怎么样?”
叶林笑着问道,其实叶少爷完全明白,阮玲玉的母语是粤语和沪语,其次学了英语,还懂一点法语,就是北京音的普通话,说的最差。
“哼,阿林,费丽思的粤语还没有我说的好呢!我的国语发音,我肯定可以学好的!”
阮玲玉和费丽思这对闺蜜之间平时交流用的最多的是粤语。
一则因为崇德女中是广东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从校长到教导主任到老师,都是粤籍为主,崇德女中招收的学生,以上海的广东商人子弟为主。
也就是说崇德女中可以被看做旅沪粤籍商人的教会子弟学校,粤语是崇德女中的第一语言,其次才是教学课堂上的英语。
广东人乡亲观念浓厚,因此在广东路和宁波路四川路这些广东人聚集的上海本地社区中,粤语几十年来牢固的占据着母语方言的地位,沪语和国语反而都属于外来语。
所以阮玲玉就语言天赋来说,粤语说的最好,其次是沪语,其次是英语,其次才是国语和法语,美少女的英语甚至比费丽思都不差。
至于阮玲玉的闺蜜费丽思,因为出身法兰西家庭,同时又因为母亲蕾亚也是个土生土是的上海姑娘,所以蕾亚和费丽思的母语是法语、其次沪语、其次英语、其次国语。
对费丽思而言,她学粤语的时间比阮玲玉学英语法语的时间要长,但是粤语本身不单纯是方言,而是一种多音节多音调的古汉语,所以费丽思的粤语掌握程度,不如阮玲玉的国语程度。
毕竟,对崇德女中的这些女生来说,发音和音调才是一门汉语方言的学习掌握难点,因此阮玲玉当然能说国语,只是发音不够标准,带着浓重的粤普的口音罢了。
“阿林,你真的让阿玉将来去演文明戏吗?”英姐在边上忍不住小声问道。
在英姐看来,在舞台上演文明戏,和戏园子里唱戏没有太多的区别,
古来优伶戏子的社会地位就很低,这就像男人喜欢去风月场所流连美色,但绝不会认为娶个妓女是光宗耀祖名当户对的事情。
叶林当然知道,所谓文明戏,其实就是中国早期的话剧,
提起文明戏,这就要说到毗邻中国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由于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使得社会面貌大有改观,这对那些关注中国前途的有志之士颇有启迪意义。
因此,本世纪初叶,中国青年留学日本遂成一时之风气,1906年冬,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成立了艺术团体春柳社,主要成员有李叔同、欧阳予倩陆镜若等。
1907年该社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编剧的《茶花女》第三幕,由李叔同男扮女装,饰演女主人公玛格丽特。
在演出中,他们仿照日本新剧(即日本人引进的西方戏剧)的样子,摒弃唱腔,改用口语对白演绎故事。他们的演出,在形式上迥异于传统戏曲而接近西方戏剧(drama),因此,被史家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开端的标志。
而《茶花女》演出的成功,鼓舞了春柳社同仁的士气。不久,他们又将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为新剧《黑奴吁天录》。
该剧表现了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在思想内容上很有现实性。当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揭开了中国新剧序幕的时候,中国本土的戏剧发展也初现萌芽。
当年10月,戏剧活动家王钟声在上海组建了第一个新式戏剧学校——通鉴学校,以图为现代中国的戏剧事业培养人才。
1910年底,曾在日本留学并热心戏剧活动的任天知,回到上海并在此成立了新剧团体——“进化团”。
这位任天知,生卒年月不详,而他所创立的“天知派新剧”在当时却颇具影响。他以戏剧的方式宣传自由民权思想,并用来鼓吹民主革命。
“进化团”推出过《安重根刺伊藤》《血蓑衣》等剧,并到处巡回演出,足迹遍及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地。
欧阳予倩说:“若论对当时政治问题的宣传,对腐败官僚的讽刺,对社会不良制度的暴露,还有对于扩大新剧运动,扩大新剧对社会的影响……进化团采取野战式的做法,收效是比较大的。”
孙纹也曾对“进化团”的活动予以赞扬,为其写下了“是亦学校也”的题词。
“进化团”的演出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剧情多为喜剧或闹剧,藉此讽刺现实。他们还创造了“言论老生”这一角色类型,剧中人常常离开规定情境,发表慷慨激昂的时政演说,鼓吹革命且颇具煽动性。
尽管两年之后“进化团”就解散了,但它的行动却为中国话剧的发展打开了新路,并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话剧干预现实的传统的先河。后来,随着西风渐进,“文明”便成为“现代”“时髦”的同义词,因此人们也称新剧为“文明戏”。
尽管在辛亥革命兴起之时,它也曾占有过一席之地,但很快又随着革命风潮的过去而沉寂。这种非本土的艺术要在中国立足,注定还要面临种种艰厄。
为了让这种新的艺术存在下去,文明戏的从业人员不得不把争取观众当做第一要义,但是在怎样争取观众、争取什么样的观众的问题上,他们却因意识片面、模糊而走了很大的弯路。
1913年,郑正秋(1888-1935)写了10本连台戏《恶家庭》,演出引起轰动。受其影响,一时间,文明戏团体“便把家庭戏来做资料,都是描写家庭琐事,演出来不但浅显而妇孺皆知,且颇多兴味”。
不知后事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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