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6章 民主破坏者
民国八年,正月十九,早上八点半,上海,公共租界,兆福里
叶林当时还没有出国留洋,对二次革命的一地鸡毛记忆犹新。
当在江西和南京的战事结束后,孙纹捣鼓出来的“二次革命”也就基本差不多了。
当时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赶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吹云散,完全瓦解。
而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
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等前往南京的原因了。
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
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
而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无奈之下,陈炯明特意派人去上海请了专门与袁世凯作对的前清官僚岑春煊来广东,试图利用他之前与龙济光、陆荣廷的部属关系缓和局势,但岑春煊这个老领导在龙、陆面前已经过气,这两人非但不听岑春煊的劝告,反进兵广东,最后将陈炯明逼走。
至于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都是阳奉阴违、见风使舵。
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就宣布取消独立。但是,袁世凯对湖南并不放心,他随后又派出北洋军曹锟等部进入湖南,最后由海军中将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
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8月9日宣告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纹、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
在此之前或之后,孙纹、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早在7月23日,袁世凯已下令撤销孙纹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10万和5万元加以捉拿。在此之前,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剥夺。
在叶林看来,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南方派与保守派的妥协。革命的不彻底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在革命之后一一暴露出来,所以二次革命的失败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南方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即使在南方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
在同盟会改组为南方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南方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报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国内众多实权派的拥护,所以失败的很快。
就叶林的观点,反过来说,南方党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达到倒袁的目的,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
“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民不聊生矣。
而那些出身会党的革命党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乱搞一气,弄得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
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
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引起的反响不足,也就不以为奇了。
所以在叶林看来,孙纹的二次革命,破坏了议会民主,最终却让北洋名正言顺的成为了主人!
不知后事如何?
……
……
【作者题外话】:亲们,少出门,宅家就是为抗疫做贡献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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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文:“师傅,创业板又涨了,何时是个头?”
叶林:“阿文,它涨它的,你慌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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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当时还没有出国留洋,对二次革命的一地鸡毛记忆犹新。
当在江西和南京的战事结束后,孙纹捣鼓出来的“二次革命”也就基本差不多了。
当时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赶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吹云散,完全瓦解。
而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
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等前往南京的原因了。
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
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
而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无奈之下,陈炯明特意派人去上海请了专门与袁世凯作对的前清官僚岑春煊来广东,试图利用他之前与龙济光、陆荣廷的部属关系缓和局势,但岑春煊这个老领导在龙、陆面前已经过气,这两人非但不听岑春煊的劝告,反进兵广东,最后将陈炯明逼走。
至于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都是阳奉阴违、见风使舵。
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就宣布取消独立。但是,袁世凯对湖南并不放心,他随后又派出北洋军曹锟等部进入湖南,最后由海军中将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
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8月9日宣告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纹、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
在此之前或之后,孙纹、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早在7月23日,袁世凯已下令撤销孙纹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10万和5万元加以捉拿。在此之前,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剥夺。
在叶林看来,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南方派与保守派的妥协。革命的不彻底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在革命之后一一暴露出来,所以二次革命的失败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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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民不聊生矣。
而那些出身会党的革命党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乱搞一气,弄得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
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
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引起的反响不足,也就不以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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