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章 民国上海滩
民国八年,正月十九,早上九点,上海,公共租界,兆福里
叶林记得二哥包天筱对自己说过,上海滩租界的房价是白领阶层的最主要支出。
当初1906年包天筱到上海租房子,开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现南京西路、凤阳路)找,连找几天都无结果,后来他发现一张招租,说在北面一点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胜业里一幢石库门有空房。
贴招租的房东当时讲清住一间厢房,每月房租7元(以下均指银元)。
当时上海一家大面粉厂的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7到10元,而包天笑当时在《时报》任编辑,每月薪水80元。
在民国的上海滩,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时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并不算贵,比如在虹口区一栋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
但在叶林前世,到了30年代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亭子间的月租都已经涨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往往浆糊还没有干,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而上海的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
亭子间一般指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六到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
在叶林前世,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轻的作家来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至于后来出了一个新名词,叫“亭子间文人”。
其实,当时一些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体是可以的,如郁达夫在二十年代末期,每个月的版税收入有100到200元,而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这已经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
后来的左翼作家柔石当时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税800元,年轻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
至于没有名气、初来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们每月的稿费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可谓是标准的“亭子间文人”。
在叶林前世,据陈明川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人与钱》一书中的统计,著名绍兴作家周大的平均月收入大约是420元左右,而与他同时期或者早一些的文化人收入并不比周大低。
如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元,主编《新青年》杂志还另有每月200元的编辑费,这样算下来,陈独秀每月收入为600元;
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月薪600元,另外还有翻译的稿费(每千字7元)及出版物中的版税,收入绝对是不菲的。
叶林知道,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
张治中曾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16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作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民国时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还不错,普通人家每个月一般吃四次荤菜(肉、鱼、蛋、海鲜等),通常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这几天叫做“当荤”,
其他日子则以蔬菜、豆制品为下饭菜,前面陈存仁先生说他八九岁的时候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荤,说明当时他家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按上海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那就必须以荤菜为主,“无荤不成饭”,蔬菜则是配菜。至于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他们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咸鱼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
就像当时一首儿歌唱的:“当肚皮饿格时候,我们马上拿起筷,奔向厨房间,看看有点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来下饭?”
而二十年代后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动,这与房租一样,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来的,所以米价一上涨,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摇头叹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这点浮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当时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车为主,起价多为十个铜板,按里程议价,但由于竞争激烈且毫无技术含量,人力车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10元多点,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存。
最早的上海的电车,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铜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铜元;十多年后,又有了出差汽车(即今日之“的士”),从大世界到南市,车价就要1元以上,而当时一辆小汽车的价格也不过1000元左右。
在上海的世家子弟结婚,礼金也是很高的,在叶林前世,据《白银时代生活史》的作者、上海名中医陈存仁透露,大概在2000到3000元。
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陈存仁在新婚之后与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在六国饭店住了一宿,房价6元,这个价格恐怕可以与现在的五星级饭店相媲美了。
设施并不比六国饭店差的东华客栈,当时的房租是每晚1元6角,当时住的人已经是非官即贵了。当时北京的房租也不贵,一个大四合院租给四户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过8元。
所以在民国的上海滩,会花钱,还得会赚钱才行,而其中最厉害的是以钱赚钱,那就是买地皮。
在叶林前世,在高人的指点下,这位陈存仁在静安寺路愚园路(今常德路)花5200元买了一块面积3亩7分的地,不到3年的时间,陈存仁便以3万元的价格出手,而数年之后,更是涨到了10万元,可见投资地产是何等一本万利的生意。
当然,适当的购买一些艺术品、珍贵首饰甚至是皮货也不错,譬如陈太太在北京花60元买了两件玄狐的皮筒子,后来被人用600元买去;
而当时花120元买的一对翡翠耳环,在隔了二三十年后,陈家夫妇到了香港,以原价一千倍的价格出手,后来更是涨到了五千倍的价格。
却不知后事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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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记得二哥包天筱对自己说过,上海滩租界的房价是白领阶层的最主要支出。
当初1906年包天筱到上海租房子,开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现南京西路、凤阳路)找,连找几天都无结果,后来他发现一张招租,说在北面一点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胜业里一幢石库门有空房。
贴招租的房东当时讲清住一间厢房,每月房租7元(以下均指银元)。
当时上海一家大面粉厂的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7到10元,而包天笑当时在《时报》任编辑,每月薪水80元。
在民国的上海滩,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时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并不算贵,比如在虹口区一栋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
但在叶林前世,到了30年代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亭子间的月租都已经涨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往往浆糊还没有干,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而上海的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
亭子间一般指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六到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
在叶林前世,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轻的作家来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至于后来出了一个新名词,叫“亭子间文人”。
其实,当时一些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体是可以的,如郁达夫在二十年代末期,每个月的版税收入有100到200元,而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这已经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
后来的左翼作家柔石当时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税800元,年轻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
至于没有名气、初来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们每月的稿费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可谓是标准的“亭子间文人”。
在叶林前世,据陈明川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人与钱》一书中的统计,著名绍兴作家周大的平均月收入大约是420元左右,而与他同时期或者早一些的文化人收入并不比周大低。
如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元,主编《新青年》杂志还另有每月200元的编辑费,这样算下来,陈独秀每月收入为600元;
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月薪600元,另外还有翻译的稿费(每千字7元)及出版物中的版税,收入绝对是不菲的。
叶林知道,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
张治中曾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16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作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民国时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还不错,普通人家每个月一般吃四次荤菜(肉、鱼、蛋、海鲜等),通常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这几天叫做“当荤”,
其他日子则以蔬菜、豆制品为下饭菜,前面陈存仁先生说他八九岁的时候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荤,说明当时他家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按上海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那就必须以荤菜为主,“无荤不成饭”,蔬菜则是配菜。至于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他们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咸鱼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
就像当时一首儿歌唱的:“当肚皮饿格时候,我们马上拿起筷,奔向厨房间,看看有点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来下饭?”
而二十年代后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动,这与房租一样,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来的,所以米价一上涨,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摇头叹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这点浮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当时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车为主,起价多为十个铜板,按里程议价,但由于竞争激烈且毫无技术含量,人力车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10元多点,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存。
最早的上海的电车,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铜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铜元;十多年后,又有了出差汽车(即今日之“的士”),从大世界到南市,车价就要1元以上,而当时一辆小汽车的价格也不过1000元左右。
在上海的世家子弟结婚,礼金也是很高的,在叶林前世,据《白银时代生活史》的作者、上海名中医陈存仁透露,大概在2000到3000元。
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陈存仁在新婚之后与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在六国饭店住了一宿,房价6元,这个价格恐怕可以与现在的五星级饭店相媲美了。
设施并不比六国饭店差的东华客栈,当时的房租是每晚1元6角,当时住的人已经是非官即贵了。当时北京的房租也不贵,一个大四合院租给四户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过8元。
所以在民国的上海滩,会花钱,还得会赚钱才行,而其中最厉害的是以钱赚钱,那就是买地皮。
在叶林前世,在高人的指点下,这位陈存仁在静安寺路愚园路(今常德路)花5200元买了一块面积3亩7分的地,不到3年的时间,陈存仁便以3万元的价格出手,而数年之后,更是涨到了10万元,可见投资地产是何等一本万利的生意。
当然,适当的购买一些艺术品、珍贵首饰甚至是皮货也不错,譬如陈太太在北京花60元买了两件玄狐的皮筒子,后来被人用600元买去;
而当时花120元买的一对翡翠耳环,在隔了二三十年后,陈家夫妇到了香港,以原价一千倍的价格出手,后来更是涨到了五千倍的价格。
却不知后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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